恢复高考40年的感想,恢复高考四十年有感

今年的高考，6月7号第一天，去年是40周年，那么高考的恢复史你知道吗？

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介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据了解，恢复高考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已经有1000多万名普通高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和近60万名研究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一九七七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一九七八年，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七七级学生七八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 1977年，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回忆，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至八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八月六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报中央。这引起了与会者的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并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到九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上最大的障碍和阻力就是一九七一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由于是毛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的，“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就成了金科玉律。其实，大部分与会代表都不支持《纪要》，但没人敢站出来打破这块坚冰。

原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就此展开调查并将这些代表的意见写成内参报送中央。九月二十日，教育部传达了邓小平对内参的看法。他说，这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纪念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意义重大，一方面回顾小平同志在教育界拨乱反正的伟大创举，一方面回顾高考30年走过的历程，思考和展望高考发展和改革的未来。因此，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不仅具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77年，中国在结束了十年“文革”动乱后，发生了一件关系到国家和青年命运的大事，那就是恢复高考。与此同时，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出现，给渴望考上大学的知青们带来了自信和希望。为了能早日得到这套丛书，在新华书店门口出现了全家出动连夜排队抢购的壮观场面，印刷厂也是日夜赶印，但仍供不应求。正是因为这套丛书，那些被“文革”耽误了的青年人的命运，从此有了改变。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场拍板，改变“文革”时期靠推荐上大学的高校招生办法。当年，中国恢复高考。这个特大喜讯激活了包括汪向明在内的数百万知识青年沉寂的心田。

1977年上海高考的时间被确定为12月11日和12日，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同时也是最为仓促的一次，因为恢复高考的消息在1977年10月21日才登报，离开考期只有一个多月。

当年七七级高考生汪向明回忆道：“真正得到高考的确凿消息也就是40天，当时没有复习资料，那时中学的教科书一本叫《工基》，一本叫《农基》，和高考是两个路子的。”

就在知识青年们为找不到复习教材愁眉不展的时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个名叫徐福生的编辑和知青们想到了一起。

1977年的八九月份，徐福生从在北京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召集的老教授、科研人员座谈会回来的苏步青那里得到消息，当年就要恢复高考了。作为一个出版人，徐福生的第一反应就是书。那些离开学校已经多年的考生，要复习迎考了，复习资料呢？要看书了，书呢？

那些要迎考的知识青年，有基础好，有基础差的，更多的是没有念过高中，许多人连初中也没念，且又荒废了那么多年。徐福生想到了一套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出版过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然而全套再版发行已经赶不上1977年的高考日期了，于是决定争分夺秒，分批赶印，《代数》第一册首先面市。

哪怕只有一本，也可以先解燃眉之急。特别是对汪向明而言，父母蒙冤受辱，被诬陷为“叛徒”，“文革”年代，以他的家庭出身，是不可能被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恢复高考了，汪向明可以真正公平公正地为自己赢得读书的机会。而此时，他最渴望、最需要的就是复习迎考的书籍和资料，当得知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另一个知青，托人从上海买来了刚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的《代数》第一册时，他羡慕不已。

你百度一下，网上有各种看法。

我认为：

1、

性格决定命运。

一个人的性格，在小时候就基本定型了，所以，童年的生长环境很重要。

“寒门”（穷人家或普通人家），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2、

没有足够多的钱，任何人也高贵不起来。

现在已经是“后工业时代”了。传统行业的大亨们已经不会再允许新创业者的出现，凭借他们手中的资源，要捏死一个小后辈简直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轻松。

（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屌丝们在资源上根本无法竞争，唯有打工一条路。即使成为CEO，也不过是继承者们施舍的一点汤水罢了，就像长工和地主的关系，永远没有办法平起平坐。

其他行业也一样，比如公务员：你要上位，必须耐心等待，要么领导升级了，要么他出局了，才可能留下一个位子给你（只是可能）。

3、

没必要一定要成为“贵子”或“人上人”。

作为一个奔波忙碌的凡夫俗子，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娶一个普通但贤惠的老婆，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们也可以幸福快乐。

正如，买不起耐克鞋，穿着回力，照样可以痛痛快快打一场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