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画报,恢复高考手绘

从1927年起，吴印咸离开家乡回到上海谋生，先后在艺海布景公司绘制舞台布景和照相室布景，在红灯照相馆任摄影师，并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首次接触到**这门新兴艺术，并继续从事业余摄影创作。在此期间，他的代表性摄影作品有《纤夫》、《负重》、《归途》等，表现了劳动人民所经受的生活煎熬，反映出吴印咸对普通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和他的正义感。1928年，他来到上海，做起了演出布景师。

1930年，昔日同学合资开了红灯照相馆，就在四川北路海宁路口。

1934年他拍摄的《田螺》，曾获得瑞士摄影沙龙荣誉奖。

《晓市》是吴印咸早期的摄影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他的家乡沭阳县承辉门下人们为生计而忙碌的身影。逆光照射下，人们劳作的剪影衬托在闪现着晨露的石板路上，活灵活现地记录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写照。它说明，吴印咸的摄影创作不仅十分注重光、影、画面结构等艺术表现形式，也把摄影用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直到晚年，这幅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摄影作品，一直悬挂在吴印咸书房兼会客室的墙壁上，成为他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青年时代的吴印咸，在他的摄影创作中，更多地把照相机镜头对准旧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表现他们生活的艰辛和蒙受的苦难，给予他们极大地同情。他拍摄了《饥寒交迫》、《过别墅有感》、《纤夫》等摄影作品，表现了劳苦大众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社会现实，期待着变革。

1935年与许幸之联合举办“绘画、摄影展”，这是吴印咸第一次举办个人影展，展出作品56幅。

离开天一影片公司，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影片《风云儿女》。

随后又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

摄影作品有：《呐喊》、《侧目而视》等。

1935年，吴印咸应**界及文化界泰斗夏衍之邀，到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由田汉编剧、许幸之执导的影片《风云儿女》，成为**摄影师。该影片以“九·一八”事变为历史背景，表现了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奋斗、走向革命的过程，也曲折地反映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这部影片于1935年5月在上海公演，引起轰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和斗志。尤其是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将影片主题更加深化，成为风行全国、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日后成为我国的国歌。此后，吴印咸又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该片运用不同的喜剧表现手法，讽刺、鞭笞了旧中国的黑暗和迂腐。

后来，他又为明星影片公司二厂拍摄了《生死同心》和《马路天使》两部影片。前者表现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后者则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与情感，赞美了他们美好善良的心灵，表现了他们为争取自由而开展的抗争。该片上映后在上海其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收到了极为轰动的社会效果。《马路天使》成为30年代左翼**的经典之作，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这部影片也是吴印咸的成名作，标志着他**摄影技巧的成熟，也使他成为全国知名的**摄影师。1980年－1981年，该片在英国伦敦、美国旧金山及法国巴黎、里昂举行的“中国**月”上放映，均受到观众的喜爱和舆论的重视。1982年2月，在意大利都灵市举办的“中国**五十年回顾展”开幕式上放映了《马路天使》，受到广泛赞扬。该国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著文写道：“新现实主义诞生于上海”。该片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吴印咸在摄制影片的同时，一直利用空余时间进行摄影创作。这期间他拍摄了《呐喊》、《霹雳》等多幅摄影作品。《呐喊》以疾声大喊的人物造型宣泄了被压迫的人们要反抗的内心世界。《霹雳》则以乌云滚滚、电闪雷鸣寓意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期望着深刻的变革。

1936年完成了《生死同心》的拍摄，紧接着又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影片《马路天使》。

1937年“八·一三”之后，上海沦陷。吴印咸为了生存，在太原、上海、香港奔波了一年多。正在此时，袁牧之于1938年夏发来电报，邀他到武汉有要事相商。原来，在武汉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邀请袁牧之到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拍摄反映***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生活与战斗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吴印咸毅然决定：接受邀请，到延安去！

接到消息后，吴印咸立即离港经上海赴武汉。于汉口逗留期间，他受周恩来委托，在一天夜里,到指定地点接受了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送给八路军的一台只有一个镜头的“埃姆”**摄影机和二千英尺胶片。袁牧之又从香港购买了16毫米**摄影机及部分胶片，吴印咸倾囊购置了三台照相机，他们于当年八月到达延安，直接投入了抗日救国事业。在延安成立的“八路军总政治部**团”（简称“延安**团”）中，吴印咸任摄影队队长（后任**团的负责人），与袁牧之等人担负起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的重任，反映中国***领导下抗日军民的斗争，同时也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的珍贵革命史料。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极其匮乏，更不必说拍**的器材。拍**的底片使用完了，大家就用印制拷贝的正片代替，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完成任务。在拍摄**的同时，吴印咸和他的同事们还拍摄了大量的历史性照片，洗印并放大制作出来，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中外真实地介绍中国***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事业。

1938年9月，在延安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团”，团长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政治指导员李肃，艺术及编导负责人袁牧之，技术及摄影负责人吴印咸，摄影徐肖冰及总务、勤杂等六、七人组成。

10月1日，应周恩来之邀去延安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中部的皇帝陵拍摄了第一个镜头，该片是人民**的第一部作品。

此间的摄影作品有：《宝塔山》、《延安远眺》、《驼铃叮咚》、《抗大午餐》等。

1939年拍摄《白求恩大夫》的新闻素材片。

摄影作品有：《白求恩大夫》、《红缨林立》等。

1939年，**团在延安拍摄后，开赴华北抗日战场，摄制八路军与日寇英勇作战和根据地人民的支前活动。吴印咸在前线亲自拍摄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烽火的前线，抢救八路军伤员的纪录**和《白求恩大夫》这幅摄影名作。在晋察冀根据地，吴印咸又应《抗敌报》社长邓拓和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沙飞之邀，撰写了《摄影常识》一书，作为培训摄影干部的教材，提供八路军和解放区的摄影干部阅读。该书虽篇幅不大，却是解放区编辑出版的第一部摄影教科书。它是吴印咸冒着酷暑在田边树下的大石头上、在老百姓家里的土炕上、在微弱的蓖麻油灯下撰写而成的。此书由邓拓、沙飞各自撰写序言，并由抗敌报社印刷出版，发行到部队和地方广大地区，它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不言而喻。

1940年拍摄了《延安各界庆祝辛亥革命三十周年大会》、《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和《追悼会》、《国际青年节》等素材。

摄影作品有：《朱德》、《周恩来》等一系列人物照片。

1942年加入中国***。

作为**界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并担任会议摄影师。

摄影作品有：《艰苦创业》、《拓垦》、《骑兵演练》、《延安文艺座谈会》等。

1943年大型纪录片《南泥湾》摄制完成。

摄影作品有：《组织起来》、《延安大白菜》、《兄妹开荒》、《志同道合》等。

1945年第一期摄影训练班开学，吴印咸主持教学。

摄影作品有：《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登机告别》、《归来》、《七大会场》、《朱德报告》、《刘少奇报告》等。

吴印咸意识到，要使摄影成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舞群众的有力武器，就必须发展党的摄影队伍，培养更多的摄影人才。1945年初，他和**团的同志们克服物质条件的匮乏，在延安宝塔山下，在延河边，举办了第一期摄影训练班。该班由吴印咸主持，并主讲摄影课程。这期训练班除讲授摄影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外，还突出讲授了摄影工作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以及摄影工作者的任务，教导学员要坚持摄影为党的方针政策服务，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训练班的学员每人只能分得两张过期的**胶片，拍摄后必须立即做好记录，待底片和照片冲洗出来后，再对照拍摄记录进行总结，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吴印咸亲自编写了教材，图文并茂，上面的插图照片均由他自己拍摄、印放制作。因为胶卷奇缺，他们常常采取“空弹射击”的训练方法——当时用于教学实习的照相机中，有的装了胶片，有的则未装胶片，但学员们并不知情，仍旧十分认真地选景、采光，仔细拍摄。当然，相机里安装了胶片的学员所拍摄的照片便成为课堂讲评的对象。就这样，学员们学会了拍摄、制作的全套技术，培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1945年11月，**团奉命随东北挺进干部支队，离开延安前往东北新区开展工作。吴印咸和**团的同志们开办了第二期摄影训练班。后因战局变化暂时中止。至1946年，第二期训练班继续开课，仍由吴印咸主持授课，讲授**摄影技术与**制作的基本知识。不久，吴印咸跟随叶剑英去北平军调部工作，摄影训练班由其他同志主持。

解放战争时期，吴印咸任东北**制片厂副厂长，在东影举办了4期有相当规模的训练班，培训各类干部数百人。吴印咸在担负厂领导工作的同时，还在训练班中讲授摄影课程。结业后的学员大大充实了**厂各部门的力量，并为日后输出摄影专业干部打下了基础。在延安与东北培养的这些摄影干部，在解放战争中，分别工作在中南、西南、西北等战场前线，成为摄影报道主力，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知名摄影记者。

1946年10月1日东北**制片厂成立，吴印咸任技术部主任，年底任副厂长。

1947年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任摄影记者。

1949—1954年吴印咸接任东北**制片厂厂长。

任厂长期间，东影生产了《中华儿女》、《赵一曼》、《白毛女》、《钢铁战士》等优秀影片。

1952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印度第一届国际**节。

摄影作品有：《喂鸟人》等。

1954年因病离职休养。

1955年参加北京**学院筹建工作。

作品有《瓯江帆影》、《节日的北海》、《故宫太和殿》等。

1955年，吴印咸从东北**制片厂厂长岗位上调任北京，奉命与章泯、钟敬之等同志筹建中国第一所**教育高等学府——北京**学院，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从那时起，吴印咸更是呕心沥血，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教书育人的事业中。

北京**学院是新中国最早的艺术院校之一，也是自50年代起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唯一的一所培养**艺术创作人才的高等学府。自她建立之日起，吴印咸便出任该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他最主要的教育思想之一是，认为经过大学的教育，应使学生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掌握高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和专业知识的传授。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付出了许多心血。

吴印咸一边担负领导工作一边亲自执教，为摄影系学生讲授摄影基础课。开课之初，他总是像讲故事一般，用亲身经历，把延安**团同志们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向年轻的同学们讲述一番，培养学生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的精神。他谈到，在延安拍**时，器材之匮乏、条件之不足难以想象。不仅底片不够用，更难的是没有印片机，而且还没有电，何从印制“拷贝”？但是，困难吓不倒**团的同志们。他们把那台“埃姆”**摄影机的镜头卸下来，将已显影的底片和未曝光的正片紧紧叠在一起装在里面，让它们一起通过摄影机的片门，利用日光进行接触印相，硬是把拷贝印制了出来。

拍照片也遇到不少困难。延安没有电，怎么放大照片？他们筑起一间像岗亭那样没有窗户的小房子，房顶留个小洞，在那儿安装上一架带延伸皮腔的旧照相机，权作放大机。要放大的底片放置在照相机取景磨砂玻璃处，镜头朝向放大纸。助手在小房子外面随时通报阳光之强弱变化，借助小洞透射进来的日光，透过照相机镜头使相纸感光，制作出宣传用的照片。

摄影系的学生听了吴印咸讲述的这些传奇般的故事，受到极为生动、极有说服力的教育，对于他们人生观的形成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学生中有很多继承了他们的恩师——吴印咸的精神，毕业后对我国的摄影事业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吴印咸还经常教育同学们正确看待人和器材的关系。他说，有先进的器材固然好，但我们国家底子薄，我们要立足使用不太好的摄影器材拍摄出优秀的作品，重要的是练好摄影基本功。他身体力行，以身示范。在他“60年摄影生涯作品展”每幅照片下端，均贴有一张照相机图样，说明该作品是用哪台旧照相机拍摄的。北京**学院摄影系也继承了吴印咸的这种传统，几十年来虽然培养出众多的优秀摄影人才，却没有花费更多的外汇去购买顶尖的摄影器材。身为副院长兼系主任的吴印咸1966年应邀赴日本、香港进行摄影交流和创作，还从新华社摄影部临时借用了一台照相机。

重视思想教育的同时，吴印咸的治学精神是十分严谨的，对同学们极其负责。他极端重视用形象化的教材示教，而且亲自拍摄和制作成套的照片，用来加强教学效果。为了说明不同的光线和气候对摄影造型的影响，他不辞辛苦地在北京景山针对同一场景用顺光、侧光、逆光、晴天、阴天、雨天、雪天、雾天、早晨、正午、黄昏、傍晚等不同的自然条件拍摄制作了一系列组照，向同学们讲解；在人像摄影课程中，为了说明光线效果对被摄者造型的影响，他亲自在灯光室拍摄了一套套成组的照片，仔细向同学们讲解……他的敬业精神收到良好的效果，获得同学们由衷尊敬。

吴印咸一向认为，**学院的学生应该具有坚实的业务基本功，毕业后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在专业训练方面，他要求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进行。学习摄影离不开实践，但他不主张刚入校的低年级同学就去忙于摄影创作，他认为在教学之初主要应该让学生练摄影基本功，创作宜安排在稍后进行。他还认为学习**摄影应该首先学好摄影，先用照相机锻炼，在掌握了摄影的造型基本规律后，再进行**摄影的动态训练便容易些，更扎实些。他的这些教学主张，无疑对学生是负责的。从实践效果检验，摄影系历届的毕业生，从总体水平来说，都具有较坚实的摄影技能，都能较好地完成所担负的工作任务。特别是六十年代初期的毕业生与“拨乱反正”恢复高考之后78届的毕业生，由于在教学中真正贯彻了吴印咸提出的重视基本功的思想，一般都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贡献。

吴印咸在授课过程中，十分重视古今优秀文化的继承关系。他在讲授摄影造型表现手段时，常常有针对性地引用我国优秀的传统绘画理论，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启发他们继承传统艺术理论的精华。他结合南齐谢赫的《六法》讲授摄影的画面构图，使学生加深对这篇著名画论中提及的“气韵生动”、“经营位置”、“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等涵义的理解；结合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中《传神》篇的精神，讲授人像摄影课程，阐述人像摄影要达致“形神兼备”的境界，防止只重外貌描绘和只抓神态表现的片面性，给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吴印咸在北京**学院摄影系创建的教学体系，不仅使我国**教育事业走上了全面而正规的发展道路，对于全国的摄影教育也是一个创举。北京**学院虽然不是我国最早开设摄影课程的院校，却是第一所摄影课程门类最为齐全的高校。社会上不少人认为，北京**学院摄影系就是教拍**，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从50年代中期起，**学院摄影系一直有相当完善的摄影课程，包括摄影构图、摄影光线处理、人像摄影、风光摄影、静物摄影、彩色摄影、新闻摄影、生活摄影、暗室技术等。这些课程，都是在吴印咸主持下建立的，有些课他亲自执教。这些课程的建立，实际上起着双重作用：既是**摄影的专业基础课，又是摄影的系统训练。学过这些课程后，既可从事影视摄制，又可从事摄影；既可从事商业摄影，又可从事报道摄影；既可担任编辑，又可献身摄影教学和理论研究。因为，吴印咸创立的摄影教学体系是相当全面和完整的；学生掌握的摄影技能虽然因人而异，但总体上是比较全面的。摄影系的毕业生，有多人献身于摄影岗位，有十多位任职于我国影响最大的摄影画报——《人民画报》，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助理、采编室主任、主任记者等重要职务，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任职于《中国青年报》的毕业生曾连续三年获得“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评选第一名，就是明证。实际上，从5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摄影教育体系中，吴印咸在北京**学院摄影系所设立的课程，是相当全面的，对学生的培养是严谨的。正因为如此，原来的摄影系摄影基础教研组于1996年扩建为北京**学院摄影学院，成为我国最早的全面培养摄影人才的高等学府。

吴印咸在主持摄影系的教学期间，高瞻远瞩，十分重视对教师的培养。对于教师队伍的配备，他提出“三三制”的主张，即全系教师三分之一在第一线教学，三分之一从事艺术创作实践，三分之一投入备课。这是很有远见并十分负责任的主张。它从制度上保证了广大教师的艺术实践，使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也使教师有充足的备课时间，有利于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无疑，这些主张是非常正确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几十年来，摄影系培养出了一大批骨干教师，他们在摄影教育领域享有很好的知名度，成为摄影教学的中坚力量。

吴印咸在主持摄影教学的同时，自身不忘摄影实践，先后拍摄了《红旗谱》、《白求恩大夫》等影片，担任了故事片《骆驼祥子》的摄影指导，并创作了大量摄影作品。与此同时，他身先士卒，着眼于学科教材建设，撰写出版了摄影理论巨著、北京**学院摄影系的第一部教科书——《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上下册。此书的面世受到摄影界极大重视。在50年代中期，国内仅有的少量摄影著述涉猎的内容仅仅停留在摄影技术层面，尚无系统讲解摄影艺术造型理论和阐述摄影创作规律的专著。而吴印咸的这部著作，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系统地阐明了摄影艺术创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各类摄影体裁的特点以及艺术表现技巧，因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最完整的、最系统的、最具权威性的经典之作。该书不仅是当时惟一一所开设摄影艺术课程之高等学府的正式教材，也必然成了社会上广大的摄影工作者和爱好者难得的读物。此书出版不久立即售罄，在读者之间出现了手抄本；1973年，意大利米兰玛索塔出版社将此书翻译出版在西欧发行，为国际摄影出版商所重视，足见其影响之巨。

吴印咸在北京**学院的十多年中，在摄影理论、摄影实践、摄影技术与艺术技巧的研究上潜心钻研、不懈努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摄影和摄影的优秀人才，很多人创作出造诣很深的艺术作品，一些人成为**摄影界和摄影界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也有人成为知名学者。吴印咸常常为自己作为他们年轻时代的老师感到高兴和欣慰。

吴印咸以其师德、人品、艺术学养，深得学生们的敬重和爱戴。吴印咸是我国**界和摄影界的泰斗，为人却十分谦和，平易近人，尤其对年轻的教师、年轻的同学充满关爱。摄影系的同学每逢有集体活动，他都为同学们拍照，并用自己的相纸放大制作出来，送给每人一张。为了节约，照片当然不大。60年代初他去桂林摄影创作，由于拍的胶卷很多，让一个助教帮他一道显影。他自己冲洗画幅较小的135胶卷，助教冲洗画幅较大的120胶卷。助教心里很明白，吴院长120胶片不多，不到节骨眼儿上是舍不得动用120的，凡120必是重要画面，所以格外谨慎。无奈当时经验不多，注入显影液时带进不少气泡，误认为药液已满，结果使一卷重要底片报废。助教看着那残缺不全的影像，傻了眼，内疚极了。正当助教惶恐不安时，吴印咸却慢慢地说：“没关系，第二卷就好了。”这样，那助教才能够继续操作下去。这事使那位助教一直牢牢记着，从那以后，不管是他自己的底片，也不管是别人要他冲洗的底片，不论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从未出现冲洗事故。

1956年9月1日，北京**学院举行开学典礼，吴印咸任副院长，兼任摄影系主任。

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吴印咸被推选为理事。

1960年中国摄影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吴印咸被选为副主席。

1961年，《吴印咸摄影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展出作品160幅，后到七个省市展出。

1963年至1964年期间，吴印咸出任故事影片《白求恩大夫》总摄影师，到上海在**制片厂拍摄，为了培养年轻教师，带了两位助教作助理。此影片是厂方投产的重点片，创作人员包括多位享有盛名的**艺术家，住在上海最著名的华侨饭店与国际饭店。有一次，摄影棚内布景未干，大伙儿休息。吴印咸趁此机会邀约摄影组的机械员（管摄影机的）到他住的华侨饭店的房间洗澡。这使得那位机械员左右为难，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因为这位机械员是旧社会在**厂当学徒熬过来的，从来没遇到这事儿。享有盛望的总摄影师，邀请他到宾馆的个人房间洗澡，恐怕也是史无前例了。他找吴印咸的助教商量：去，还是不去？助教说，吴老是很随和的，没有架子。次日，机械员果真去了。助教在饭店门口迎他进屋。他穿了一身崭新的蓝华达呢中山装，这可能是他最好的衣服了。“文革”开始后，这位机械员老师傅对吴印咸的处境很担心。

1966年秋，他特意托人从上海到北京**学院找那位助教，打听吴老的现况。助教只好勉强告诉他：吴老威望高人缘好，造反派也不过叫他看看自行车，拔拔草……。吴印咸这位著名的摄影艺术家、摄影教育家就是这样关心着他人。

当然，吴印咸也时时关心着全国广大的摄影工作者和爱好者，关心着摄影教育事业在全国的普及。在他高龄离开北京**学院的教学岗位后，把全部精力投入撰写摄影著作，并到各地讲学，传播摄影知识。他认为，有幸步入高等摄影院校求学者仅是少数，更多的人要通过“没有围墙的大学”进行学习，获得知识。在他80多岁高龄之时，在写作之余，还不辞辛劳，赴陕西、甘肃、四川、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讲学，并撰写出版了《人像摄影》、《风光摄影》、《彩色摄影》、《摄影用光》、《摄影滤光镜使用法》、《摄影构图120例》等专著，提供摄影人员阅读。他常说，应该把他从事摄影的经验传授给青年人，促进摄影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直至90多岁他住在疗养院时，也是带着著作手稿，带着，甚至带着放大机，不停地写作，写作……

1970年任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副校长，主持**系教学工作。

1972年，吴印咸重回延安采风，入住时，整个宾馆都传开消息：“毛主席的摄影师来了！”这个头衔成就了吴印咸，也设定了他一生的底色。

1979年11月中国摄影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决定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吴印咸为副主席。

摄影作品有：《作家茅盾》、《画家黄胄》等。

1984年中国人像摄影学会成立，吴印咸被推举为名誉主席。

摄影作品有：《宁静的海滨》、《遥摄者》、《腾飞》、《澳门炮台上》等。

1985年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吴印咸当选副主席。

摄影作品有：《〈九歌〉剧照》、《月季》、《牡丹》等。

1987年赴哈尔滨参加《吴印咸摄影六十年作品展》开幕式。

1988年4月，应邀访美，在美国接受了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授予的“摄影功勋证书”，并展出作品43幅，展览名为《新中国诞生地——延安》。

7月参加“第十九届阿尔勒国际摄影节”。

11月，上海第二届国际摄影展举办《吴印咸摄影回顾展》，展出作品121幅。

世界摄影理事会授予吴印咸“名誉会员”称号。

吴印咸被写进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录》。

1989年北京**学院授予吴印咸“荣誉教授”衔。

被中国**摄影师学会选为名誉主席。

在新疆乌鲁木齐参加《吴印咸摄影回顾展》开幕式。

摄影作品有：《火焰山》等。

1990年，组照《没有***就没有新中国》获第十六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特别荣誉奖”。

1991年1月，《吴印咸抗日战争时期摄影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展出作品69幅。

在第五届中国摄影家协会代表大会上，吴印咸被推举为协会名誉主席。

1992年3月赴深圳参加深圳摄影大厦落成时开幕的《吴印咸摄影作品展》，展出作品160幅。

10月，中国第二届摄影节期间在北京展出《吴印咸摄影作品及使用相机展》，展出作品165幅。

参加为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举办的《中日摄影名家二十人联展》，展出作品12幅。

获“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摄影第一届评奖委员会授予“**摄影优秀奖”之“特别奖”。

北京**学院授予“金烛奖”。

1993年6月《吴印咸摄影作品展》在瑞士维拉博物馆展出，展出作品90幅。

《吴印咸摄影作品珍藏》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94年中国老摄影家协会成立，吴印咸被推举为名誉主席。

《吴印咸风光花卉摄影集》由中国广东老摄影家协会、中国广东华侨摄影学会、中国广联实业株式会社联合出版。

3月，港澳摄影协会颁授“摄影大师”名衔。

9月7日晨与世长辞，终年94岁。

两人于南昌起义前后就结识，都说贺龙元帅打出南昌首义第1枪，其实真正的打枪者是当时任贺龙部第1师副师长的欧百川。

见面后，两人促膝长谈到深夜才分开，当年共同北伐及发生于南昌的起义的种种经历又在不断地出现在两人的话题中。

会面后不久，贺龙就为他设立一个特别的欢迎宴会，参与者都是军区团以上干部。

贺龙向干部们介绍：“ 这就是欧百川同志，南昌起义时的第1师副师长，由南昌到海陆丰的移动过程中，都是他负责前敌指挥，在前面开路 ”。

在贺龙的举荐下，欧百川出山担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会委员、贵州副省长和贵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开启新中国之后的新生活。

欧北川是南昌首义第1枪的打枪者，也算是早期革命者中的一员，为什么没有在授衔仪式上获得军衔？他都经历了些什么？

1894年8月，欧百川在贵州松桃县腊尔山下的一户欧姓苗族人家中出生，父母给他取名为学海、又叫廷芳，希望他能够有渊博的知识或有一番作为。

虽然出生在农家，但父母对他的支持力度极大，从小就让他进入私塾学习，修读四书五经，练习吟诗作赋。

1912年，母亲将全部的家产变卖筹钱，让他带着钱步行10多日抵达贵阳，参加贵阳模范中学的入学考试。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成功入学并于1915年毕业，后来直接回乡设馆授课，将所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其他苗族子弟。

1918年，贵州开始设立警察传习所，松桃县的乡绅们保送他到传习所中学习军事、法律和政治等知识，于两年后毕业并返回松桃担任保安警察队长。

半年后，松桃人严伯海在贵州东北部设立游击司令部，把军队驻扎在印江、思南和沿河等地区。应严伯海的热忱邀请，欧百川辞去原担任职位，加入到严伯海的军队中，任军需长。

严伯海的军队被编入黔军第1师第2旅的谢沛生部后，欧百川成为第2旅的营长，后担任团长。

1924年，驻扎在贵州东部镇远县且自己成为团长的欧百川听说贺龙的声威，经贺龙副官、镇远贵州老乡秦光远的介绍，他于1926年夏带着所在全团投奔驻守在铜仁的贺龙，成为贺龙的建国联军川军第一师独立二团的团长。

此后，他将名字改为后来一直使用的“欧百川”。加入贺龙部后，贺龙便同他结成莫逆之交，于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密切的革命友谊。

1926年夏，北伐战争爆发，贵州组建民革命军第九军，作为贵州省长的彭汉章担任军长，下辖第九军第一师贺龙部，欧百川也随着改编而成为上校团长。

第九军很快接到北伐任务，贺龙部从贵州东部向湖南进发，同北洋军阀赵恒惕紧急调遣的军队相遇于桃源县羊毛溪。新编的军队英勇异常，战斗不久就取得全胜，缴获枪支弹药众多。

第九军继续北上，于湖北公安县陡湖堤与军阀吴佩孚的卢金山师相遇，惨遭阻击。两军相战两日之久，北伐军遭受重大挫折。

欧百川所带领的部队多为苗民出身，战斗异常骁勇，面对如此危急情形，他亲自带头赤膊冲锋，势单力薄就将卢金山师击溃，扭转战争时局。

战斗过后，贺龙解下自己的衣服亲自为他披上，非常激动地说：“百川，有你，我就不退！ ”

1927年春，贺龙部被调往武汉，并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15师，第九军宣布解散。

不过，欧百川依然跟着贺龙，成为独立15师辖下的一个团长。不久之后，独立十五师被调往平汉铁路以北，隶属于第四军的张发奎部。

当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大批***员被杀，直接让国共合作分裂。

贺龙奉武汉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带着15师返回武汉，后被任命为第二十军军长，欧百川则成为第二十军第1师的副司长兼团长。

当年秋季，贺龙准备带着二十军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欧百川也紧跟贺龙身后，成为起义部队中的一员。

1927年8月1日深夜，南昌城宁静而气氛凝重，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当日凌晨，居住在南昌东湖畔一间阁楼里的时任《江西民国日报》、《红灯》周刊总编辑的徐先兆一夜未眠、脸色异常严肃，竖起两只耳朵聆听南昌城的动静。

他等的并不是什么人，而是“光明”的 “第一枪”的到来，一个新的时代也会随着这一枪划破长空而来临。

5日前的7月27日，周恩来秘密抵达南昌。依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他和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共同组成前委（中共前敌委员会简称），他被选为书记。

几人共同进行谋划，商定1927年7月30日晚上举行南昌起义，打响对抗反动政府统治第1枪。

7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十军指挥部中同贺龙会面，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

其实起义军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并不能正面与国民党军硬杠，因此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起事，能够掌握的军队只有贺龙的第二十军、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和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十、二十四师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七十五团，总人数为2万余人。

7月29日，所有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许多参加起事者都将心眼提到嗓子上。已经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突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连续向九江发出两封密电，表示“宜慎重行事，无论如何等他到达再决定”。

7月30日，张国焘抵达南昌，传达共产国际代表作出的指示，认为起义要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并且一致行动，否则起义“不可动”。

这一意见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和恽代英四位前委的一致反对和驳斥，作为前委书记的周恩来更是气得直拍桌子。二十多年后与人谈及拍桌子的这件事，他表示这是平生仅有的一次。

7月31日上午，前委紧急会议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进行，与会者讨论了几个小时依然没有结果，直到获悉张发奎已经参加在庐山举办的反共会议，张国焘才做出最后妥协。会议最后决定，将起义的日期为8月1日凌晨4点进行。

7月31日下午5点左右，前委召开团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决定部队的起义口号为“河山统一”，行动信号为“三声枪响”。

当晚9时，叛徒赵福生（时任第二十军第1师第1团第3营副营长）偷偷地从部队中溜出，到敌军的指挥部将前委做出的决定泄露出去。

不过，赵福生的举动被正在执勤的第二十军第1师的一位执勤士兵看到，他很快就将消息告知贺龙，贺龙又转告前委。经过综合分析，前委没有放弃起义，将起事的时间从8月1日凌晨4点调整到凌晨2点。

凌晨零时左右，整个南昌城异常平静，一小股队伍在夜色中溜向街头，打算从城里面逃跑。

不过他们被欧百川撞见，只听欧百川在黑暗中轰出一声：“口令！”只见那一只队伍被震慑住，无从回话，胆怯地溜回省政府大院。

他们并不知道起义部队有自己的特殊标识，脖子上系有红领带、膀扎白毛巾，马灯和手电筒上都贴有红十字标识，更重要的是有只有内部人员才知道的口令。

欧百川再次询问对方口令，看着答不上，马上鸣枪警告，一共连开三枪，与前委部队所商量的信号相吻合，第1枪由此被打响 。

静静的夜空中，等待已久的起义各军闻枪而动，对已经规划好的战略要点进行火力攻打。

起义就在欧百川部的带领下首先进行，经过一夜的大战，敌军3000余人被全歼，南昌城被成功控制。在起义军总指挥的大楼上，红旗漫天飘扬。

南昌起义期间，欧百川部队将留守在南昌城内的第三军留守部队和第九军指导团围歼，得到高度评价，被任命为前敌司令。

南昌不是长久停留的地方，部队很快就向南进发，欧百川部在广昌击溃钱大均的部队，并成功抵达瑞金。不久之后，起义军又开赴东江，经大浦而进入潮州。

当时起义军采取的是共产国际提出的攻打大城市路线，第二十和二十一军合力攻打揭阳与汤坑均以失败告终，欧百川与贺龙失散。

欧百川独自带着三千余残部跟随二十一军抵达海陆丰，不过他们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国民党第四军陈铭枢部将他们紧密包围，起义军很快就陷入弹尽粮绝中，多数人被俘虏。

蒋介石并没有为难他们，命令陈铭枢将他们带到汕头进行改编。欧百川则从汕头逃离，乘船前往上海寻找贺龙，不过没有结果。

1928年夏，得知松桃老乡罗启疆成为国军驻河南信阳独立师师长，欧百川只身前往投奔，被罗启疆将任命为参谋长。后来，贺龙所带领的红军在桑植、大庸和贺峰等县建立根据地，罗启疆奉命前往“围剿”。

对此，欧百川极力阻拦，认为“***是一个新的政党，其武装力量是倾斜的革命军，不能轻视”。更重要的是，他强调自己曾是贺龙的部下，并且与贺龙是莫逆之交，两军相交必然没有好处，同时还伤害到他和贺龙之间的 情感 。就这样，罗启疆的军队进行形式“围剿”，国共两军相安无事。

1930年秋，罗启疆部再次收到命令，被派往宜城、京山、钟祥和枣阳等地区“围剿”段德昌部的赤卫队。欧百川拒绝同军队一起前往，被调任到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省政府主席毛光翔处任职。

当年冬季，罗启疆的部队抵达随县，欧百川被调回。

当时随县有聂奎元，专欺凌当地百姓，又勾结河南土匪马锡友，给鄂、豫边界的 社会 治安造成很大的隐患。罗启疆费很大的力气才将聂奎元逮捕，不过他交由欧百川处置。

收到相关消息，聂奎元的亲属马上斥巨资向欧百川求情，欧百川对此严辞拒绝，表示“邪恶不除，安保良善？”赢得当地百姓赞颂。

1934年，罗启疆部被调往湖南的桃源、常德等地区“围剿”贺龙的红三军团。

欧百川再次极力劝阻，从中做一些阻挠行为，得到罗启疆的默许，“围剿工作”也在敷衍中进行。不久，欧百川离开军队，进入南京国民党军校高教班学习，毕业后才回罗启疆部。

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华北及山东地区相继沦陷，上海除租界以外都成为日军攻打的目标，爆发轰轰烈烈的淞沪会战和“800将士”拒敌。

罗启疆部很快被要求前往上海支援抗战，欧北川于这一期间主动辞去参谋长之职、担任82师702团的团长，受罗启疆直接调谴。

大军路过的河口、大场、罗甸、福山镇、无锡等，都与日军遭遇，并遭到非常密集的打击。为将他们打垮，日军共出动海陆空三军配合作战，炮火和枪弹从来没有停止过。

欧百川依然英勇无畏，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同敌军作战。

1940年，82师第1次参加长沙会战后，欧百川升任为师长，并于1941年秋参加第2次长沙会战。他所带领的军队行动迅速，对敌人的打击力度很大，获得上级的高度表扬。

然而，作为中央军嫡系的陈诚早已看不惯贵州籍、特别是有苗民的非蒋嫡部队82师，欲图排挤和吞并他们。

察觉出陈诚阴谋后，欧百川准备在常德起义，将中央军进行吞并，如果起事失败，直接返回湘、黔、鄂三省边区继续进行斗争。

为此，他通过贺龙辖下的第二师师长秦光远秘密将消息告知贺龙，想得到贺龙的进一步指示。

贺龙亲自为他写信，认为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才是大局，要慎重考虑。不过信件还没有交到欧北川的手上，他就已经在1942年春发动常德“太子庙兵变”，向蒋介石揭露陈诚的目的，并表示誓死参加工作。

当时正值抗日的持久阶段，全国居民异常艰苦，太子庙兵变体现出中央军和杂牌军的对抗，让我国军队内部矛盾暴露无遗，令全国上下震动。

同是贵州人并担任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对欧百川表示同情，极力从中干涉。陈诚自知理亏，亲自到常德面见欧百川，但被直接拒绝。

最后，何应钦的侄儿何绍周接手82师，事件才由此平息。

让欧百川没有想到的是，太子庙事件期间，自己居住在四川秀山县乡间的家人惨遭国民党迫害，妻子和年幼的儿女都被杀掉，只有年仅八岁的儿子被当地群众保护才幸免，不过后来却因坠楼而亡，令他痛苦不已。

手中失去权力，他就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为缓和同其他国民党高官的矛盾，他主动到国民党陆军大学中学习。

1946年夏，从大学毕业后，陈诚曾让亲信向他发出许以高官厚禄的暗示，但被他直接拒绝，此后返回四川秀山县隐居，成为普通的农民。

其实，当时欧百川已经意识到内战即将爆发，他并不愿意看到中国人自相残杀，更不愿意看到与曾经为之奋斗的中国***为敌，所以才选择隐退。

尽管如此，国民党依然没有放过他，蒋介石曾经在1949年夏天派遣亲信李弥到四川东部组建部队，想要请他担任第六编队的副司令，不过被婉言拒绝。

同年冬季，秀山县被解放，欧百川主动出来主持秀山支前委员会的工作，筹办粮草，支援大西南的解放。

同时，他还参加秀山县的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大会，担任副主任委员，维护新政府和帮助维持 社会 治安，将地方保警部队收编。

1950年，在贺龙的引荐下，他成为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贵州省副主席等，此后连续担任各项重要职位。

1967年，发动动荡的分子死抓贺龙元帅不放，他们还派遣“贺龙专案组”到贵阳进行调查，让欧百川“揭露贺龙元帅罪行”。

调查过程中，他们还给他扣下了反革命、叛变革命、右派和“试图成立第5个苗族自治区”等罪状，他对此都进行坚决的不予承认，同时否认贺龙元帅有罪及“叛变革命”。

调查组的相关人员恼羞成怒，间接地用他儿女的前途进行威胁，不过他始终威武不能屈，坚持自己的初衷和良心。之后的几年中，他同其他的“右派”、“有罪者”一同集中“学习”。在高强压迫之下，很快就患上关节炎、哮喘、支气管炎和高血压等病。

不过动荡分子并没有放过他，于1968年将已经74岁高龄的他送往遵义湄潭县“五七”干校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身体随之每况愈下。

中共九大召开后，他被转移软禁在省军区独立师的一间小屋子中，因多次病重而被运到医院治疗。1970年9月，于含冤之中走完76年的人生。

他的子女的确受到影响，并没有因为他被“劳动改造”、软禁及去世而摆脱被牵连的命运。

长子欧亚一早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在民族画报社中工作，不过因为他被定义为“贺龙在贵州的黑军”而遭受牵连。

先被下放回贵州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后又继续下放到边远的江口县农村和毕节农场进行劳动，一生都只是一名不能被提拔的基层干部。

欧亚一的妻子先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后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不过终其一生也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他们当工人的大女儿在工作中表现非常好，不过由于受到爷爷欧百川的影响，既不能被推荐上大学，也在多次地申请入党中被拒绝，后来也从普通的公务员岗位上退休。

欧百川的小儿子比较幸运，在他被平反以后，才得以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其实当时已经恢复高考，推进上大学的制度成为升学的次要路径，能够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完全凭借的是个人实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在全国展开，欧百川的家人、同事及曾经的部下不断上访，强烈要求平反。

众多声音中，他的大儿子欧亚一最为坚定，于1979年元月向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写信，陈述欧百川的人生经历，同时表明让他承认“第五省自治”等罪行完全是被设套。

欧百川天真以为只要答应调查组所承诺的东西就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不过却成功地被打为“右派”。

1979年3月，经中共贵州省委的批准，针对他的指控被撤销；5月，一场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在贵阳进行，正式宣布他被平反，他的参加起义和抗日等功绩被充分肯定。

没有在“有机会同贺龙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去找红军”，是欧百川人生最大的讨论点，有人认为他已经背叛革命，是欧百川人生最大的讨论点，有人认为他已经“背叛革命”。其实不然，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不可能在同贺龙军队相接触的时候，让国共两军保持克制，长时间不发生冲突。所以，他还是忠实于中国革命的。

在贵州担任相关岗位后，他将余生力量倾注于教育和卫生的发展，受到党与人民的高度称赞。在他的极力呼吁之下，贵州民族学院（现改名为贵州民族大学）成立，不少少数民族的人才被培养出来。

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新中国时期的苗族和布依族文字被创立出来，结束两个民族长期没有文字或者文字不统一的现象。在条件符合的地区，许多少数民族的自治县、自治州和自治乡随之被建立起来。

不过，这倒成为别人打倒他的借口，认为他想要“企图成立五省苗族自治区”。早在1950年时，著名的民族学家和 社会 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提及建立苗族自治区的想法，所以他并不是这一想法的创立者。

在1951年成为贵州省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欧百川又将目光投放在世界和平上，为和平事业做贡献。总而言之，他对国家、革命、贵州和民族是有贡献的。